《少年的你》（Better Days）是一部2019年由曾國祥所執導的青春犯罪電影。全片聚焦校園霸凌等社會議題。促使觀眾反思，當面對他人被欺負的同時，我們是否會為弱勢者挺身而出，抑或是沉默地當一位「旁觀者」呢？
劇情描述，隨著高考將近，長期受到霸凌的女學生胡小蝶（張藝凡 飾演），再也難以忍受，而跳樓自殺。同班同學陳念（周冬雨 飾演）為她的身軀披上外套，避免最後一面還被許多的旁觀者，上傳各大社群網絡。此舉使陳念成為霸凌者們的欺負對象。
在劇中，陳念受到許多霸凌者的欺凌，不論是將人反鎖於廁所、倒紅色顏料在個人的座位上、惡意地將她從樓梯上推下，或是逼迫她拍攝裸露身體的影片，並隨意地抓起她的頭髮亂剃等。這些霸凌的舉動已全然是對他人身體上惡意地侵犯及攻擊，同時並造成被霸凌者嚴重的心理恐懼及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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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選擇不當一位旁觀者嗎？
霸凌，它不只存在於戲劇情節中。在現實生活裡，它距離我們很近，可能存在於校園或職場中，或者在你身邊的家人朋友正在遭遇這樣的事情。就如片中《少年的你》，胡小蝶在自殺前，低鳴地告訴陳念：「他們一直在欺負我，你們為什麼不做點什麼？」我們能選擇不當一位旁觀者嗎？我們有可能阻止悲劇發生嗎？
在社會心理學中，真的存在著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 )，當危急狀況發生時，一個人發現，比較會伸出援手；但如果旁觀者不只一人，大家都往往不願意挺身而出。也就是當旁觀的群眾越多，伸出援手幫助的人會越少 ( Latane & Darley, 1968)。
比八點檔還八點檔的研究動機和反轉劇情
促使研究者開始研究旁觀者效應的起點，竟然是一樁來自1970年代的社會事件。一名女子凱蒂．吉諾維斯（Kitty Genovese）在晚上的紐約皇后區街道上被人謀殺。然而，一旁的公寓，陸續卻有38位民眾（目擊者），打開電燈，查看外頭發生什麼事，卻沒有人站出來制止兇手，或報警來幫助這位女子，最後她仍不幸身亡。
當然，在民風保守的年代，殘忍的社會案件下，更冷漠的是旁觀者們，必定引來許多媒體輿論，而《紐約時報》編輯A.M. Rosenthal，甚至根據此案撰寫《Thirty-Eight Witnesses: The Kitty Genovese Case》（直譯：三十八位目擊者：凱蒂．吉諾維斯案件）一書。
最有趣的部份來了，假訊息在其中你發現了嗎？根本沒有這麼多位民眾在半夜開燈，如果有這麼多人開燈，也就代表有人在看，兇手還敢持續犯案嗎？ 也不是如新聞所說，都沒有人報警，其實在這期間有民眾陸續報警，但卻被警方「吃案」，有些部分都是人為杜撰，使標題更加聳動，原來1970年代就有假新聞！
當然，研究者後續也設計一系列相關的實驗，同時實驗結果也都驗證旁觀者效應的結論，也就是當有旁觀者的存在，則會抑制其他人幫忙的可能。
「旁觀者效應」，為什麼會發生？
總得來說，可以歸結為兩個因素。第一，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捷運快到站，乘客們紛紛都準備下車，此時你卻發現眼前有位乘客，臉色非常蒼白，腳步蹣跚不穩，只有你發現他，你會有比較高的可能性幫助他，因為你看見他的需要，而也只有你能夠幫他。
但現在情況反過來，車上的幾名乘客都注意到他了，彼此都互相注意到對方了，個人的責任被分散了，就會出現反正其他人也在場，也都看見了，會有其他人幫忙他的，所以我有沒有幫忙都不重要。簡單來說，就是因為其他人的出現，減少個人所需負擔的責任。
第二，則是觀眾抑制 (Audience inhibition)，說明人不願意幫助他人，是因為擔心自己在其他人眼中留下不好的印象。也就是說，在我們選擇要不要幫助他人前，內心會有很多小劇場，可能會擔心自己誤解他人需要幫忙的意願，因此發生糗事，將自己推進尷尬到不行的窘境。也有研究者將此概念稱為評價憂慮(Evaluation apprehension)，擔心他人對自身的評價，意義上觀眾抑制是相通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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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試著挺身而出！
在社會心理學中，助人及利他行為其實是非常複雜的，且這說明人必須有所犧牲，所以在決定幫助他人前，個人會先衡量助人是有沒有損失的，才會展開行動。
以下，是旁觀者決定是否介入眼前事件的五步驟，皆衡量並每項決定介入後，助人行為才會成立。
1. 危機是否被旁觀者注意到。
旁觀者是否有注意到不尋常的事件。以校園霸凌為例，初期或許可以在霸凌者及受害者間，看見一些端倪，這類霸凌行為是否被其他同學或老師所注意呢？
若注意到了，則就會介入，往下一階段移動。然而，此階段也很有可能因為其他外在環境而分心，或是自我關注(self-concerns)等，而忽略受害者可能發出的求救訊號。
2. 旁觀者是否會解釋這是「危機」。
或許可能老師或學生，會將一些霸凌事件，解釋為朋友間的打鬧或爭吵，可能過沒幾天就會好了，別擔心，反而低估霸凌事件的嚴重性。因此在該階段，則可能因為模糊性(ambiguity)，無法明確辨認是惡作劇或霸凌。
另外，還有多數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的因素，其概念為錯誤地推測自己和團體內的成員所知覺到的感受或行為等是不同的。當旁觀者面對霸凌事件，可能會因為多數無知的影響下，認為別人看起來好像都不擔心，應該是我太過於擔心了。以上兩因素，都可能導致個人選擇不介入幫忙。
3. 旁觀者是否覺得有責任介入。
在此階段，則會呼應至前述所提及的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旁觀者是否直接感受需要幫助他人的責任呢？
如果只有一個人看見某同學被霸凌者欺負，他選擇實際介入的程度就高；反之，若一群人看見時，彼此都會覺得對方會去告訴老師或尋求其他協助，最後反而介入程度低。
4. 旁觀者是否知道如何介入。
幫助他人也需要方法。了解如何幫助，以及有些什麼管道，則會大幅提升受害者被幫助的可能。以校園霸凌為例，最直接的方式則是直接尋求師長們的協助。
然而，在此階段可能阻礙旁觀者介入的是缺乏能力(lack of competence)，在某些緊急事件中，可能需要會一些急救專業訓練，但並非人人都具備，因此降低某程度缺乏該項能力的旁觀者介入的可能性。
5. 提供幫助。
最後一步驟，則會因如前所提的觀眾抑制，以及助人成本超出其所帶來的好處，則會影響人決定是否要幫助他人的可能。鼓起勇氣告訴師長班上有人在霸凌其他同學，則是因為他認為這件事所帶來的益處，遠遠超出他所犧牲的時間與風險。
近幾年，不論是歐美或亞洲等影劇常以「校園霸凌」的議題為劇情，無非就是呼籲大眾正視，霸凌存在我們的周遭，或許很近，只是我們沒有發現，或選擇忽視而不介入，透過理解社會心理學中的旁觀者效應後，我們可以鼓起一些勇氣，負擔一些責任，往下一階段邁進，助人其實沒有這麼難！
參考資料
- Catherine A. Sanderson（2020）。《為什麼好人總是袖手旁觀：揭開讓我們選擇沉默的人性機制》。台北市：商周出版。
- Darley, J. M., & Latane, B. (1968).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Pt.1), 377–3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