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選舉白熱化，每位候選人爭相在各大造勢場合曝光，曾想過在台下搖旗吶喊後的選民，究竟是原先就已經是抱著支持的態度去參加，還是因為人情壓力而不得不參加呢？
前者以常理而言，本身在內在態度上就是支持，且真的付諸行動；但後者的選民更加有趣，我們或許會認為他只是因為人情壓力而去，並非真正支持，經過搖旗吶喊後，此時若收到周邊的便宜競選小物，原先中立立場的他，在此時更容易成為該候選人的支持者。
至於原因為何，文章接續則以社會心理學中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實驗來更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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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行動違背本意時，該怎麼辦？
在社會心理學中，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是人存在兩個或多個以上相互矛盾的信念、想法及價值，又或參與某項行動的意圖，和前述的態度不一致，人就會經驗到心理層面上壓力。
簡單來說，人如果發現自己態度和行為不一致，內心會處於不安的狀態，進而會透過行為來改變原先的態度。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Leon Festinger與J. Merrill Carlsmith在1959年進行一項關於認知失調的心理學經典實驗。
實驗者要求參與者在一個多小時的實驗過程中，做單調枯燥且無意義的作業(task)，包含用一隻手把12支湯匙放到托盤子，清空托盤，再次放滿托盤，或是將48個釘子，以順時針90度轉向每個釘子，全部完成後，繼續轉向下個90度等類似工作，不斷地重複，直到實驗結束。
參與者在實驗過程中，不斷重複單一且枯燥的作業。
1美元和20美元的實驗報酬，卻得到不同的結論！
實驗結束後，實驗者請做完實驗的參與者，告訴下個參與者，剛剛所參與重複性高且無聊的作業(task)是具有「意義且吸引人的」。最後，有些參與者會收到美金1元，另些則收到美金20元為實驗報酬，同時請他們評價自己是否喜歡這個作業。
結果發現：接受低報酬者（美金1元），則傾向認為作業非常有趣；然而，接受高報酬者（美金20元），則傾向認為作業還是很枯燥和無聊。
行為投入是認知失調的關鍵！
其中影響認知失調的關鍵原因則是：行為投入(Behavioral commitment)，當個人真的實際表現某行為，則表示我認同，我支持，我喜歡等，正是透過外在行為的表現，來推斷自己內心的態度。
然而，讀到這裡讀者會說，兩組在實驗中都感受到相互衝突的想法 — 單調枯燥的作業，卻要告訴別人這是有趣的。而他們都在實驗過程中有行為投入的關鍵因素，但為什麼會高、低報酬組別，最後參與者卻對實驗作業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
以高報酬組別來說，參與者外在化認知態度與行為衝突的因素 —20元美金。參與者傾向認為：我是為了錢，才跟別人說這個作業是有趣的，但我自己還是覺得這個作業很無聊。
而低報酬組，則無法外化行為及認知衝突的理由，只好進而改變自己的內在態度 — 作業真的是有趣的。參與者傾向認為：錢並沒有高到，讓我願意為此說謊，所以我是真心覺得這個作業有趣。(再此，則出現內在態度的改變)
所以，當選民不確定自己內心是否支持某候選人（持中立態度），卻因為人情壓力參加造勢活動（實際行為），在認知態度及實際出現行為不一致的情形。畢竟是因為要支持某候選人，才會參加造勢，但此時的他不確定自己內心到底支不支持某候選人，卻也參加造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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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因為人情壓力而參加造勢的選民，則為了排解內心的不安及焦慮感受，只好改變自己原先的態度，轉而支持候選人，已經參加造勢的事實無法改變，再加上自身並沒有特定理由可以外在化其行為。人都希望自己言行一致，只好轉向改變自己的態度，畢竟別人也不知道原先他的態度是支持、反對或中立？
因此，也就可以理解民間許多團體，常會要求會員做一些違背情理的入會儀式，可能是高額捐款等，則是藉助行為投入來強化參與者之認同感，只要人真的做了某項行動，就不會因為沒做而懊悔，人多半不願意悔恨自己做錯，與改變態度相較前者是更不能讓人接受。
在人的行為決策中，是個很複雜的思考歷程，不論是由內在認知態度而引發的行為，又或因外在行為而推論的內在態度，任一的思考推論，都需要非常有意識地注意並檢驗其中所深信的信念及價值，其中都再再地影響著我們做出影響未來的決策。
參考資料
- Festinger, L. and Carlsmith, J. M. (1959).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203–211.
- Bryan Caplan(2018)。《理性選民的神話：透視狂人執政世代，最不安的民主真相與幻象（全新校訂版）》台北：大牌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