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選舉白熱化,每位候選人爭相在各大造勢場合曝光,曾想過在台下搖旗吶喊後的選民,究竟是原先就已經是抱著支持的態度去參加,還是因為人情壓力而不得不參加呢?
前者以常理而言,本身在內在態度上就是支持,且真的付諸行動;但後者的選民更加有趣,我們或許會認為他只是因為人情壓力而去,並非真正支持,經過搖旗吶喊後,此時若收到周邊的便宜競選小物,原先中立立場的他,在此時更容易成為該候選人的支持者。
至於原因為何,文章接續則以社會心理學中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實驗來更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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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行動違背本意時,該怎麼辦?
在社會心理學中,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是人存在兩個或多個以上相互矛盾的信念、想法及價值,又或參與某項行動的意圖,和前述的態度不一致,人就會經驗到心理層面上壓力。
簡單來說,人如果發現自己態度和行為不一致,內心會處於不安的狀態,進而會透過行為來改變原先的態度。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Leon Festinger與J. Merrill Carlsmith在1959年進行一項關於認知失調的心理學經典實驗。
實驗者要求參與者在一個多小時的實驗過程中,做單調枯燥且無意義的作業(task),包含用一隻手把12支湯匙放到托盤子,清空托盤,再次放滿托盤,或是將48個釘子,以順時針90度轉向每個釘子,全部完成後,繼續轉向下個90度等類似工作,不斷地重複,直到實驗結束。
參與者在實驗過程中,不斷重複單一且枯燥的作業。
1美元和20美元的實驗報酬,卻得到不同的結論!
實驗結束後,實驗者請做完實驗的參與者,告訴下個參與者,剛剛所參與重複性高且無聊的作業(task)是具有「意義且吸引人的」。最後,有些參與者會收到美金1元,另些則收到美金20元為實驗報酬,同時請他們評價自己是否喜歡這個作業。
結果發現:接受低報酬者(美金1元),則傾向認為作業非常有趣;然而,接受高報酬者(美金20元),則傾向認為作業還是很枯燥和無聊。
行為投入是認知失調的關鍵!
其中影響認知失調的關鍵原因則是:行為投入(Behavioral commitment),當個人真的實際表現某行為,則表示我認同,我支持,我喜歡等,正是透過外在行為的表現,來推斷自己內心的態度。
然而,讀到這裡讀者會說,兩組在實驗中都感受到相互衝突的想法 — 單調枯燥的作業,卻要告訴別人這是有趣的。而他們都在實驗過程中有行為投入的關鍵因素,但為什麼會高、低報酬組別,最後參與者卻對實驗作業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
以高報酬組別來說,參與者外在化認知態度與行為衝突的因素 —20元美金。參與者傾向認為:我是為了錢,才跟別人說這個作業是有趣的,但我自己還是覺得這個作業很無聊。
而低報酬組,則無法外化行為及認知衝突的理由,只好進而改變自己的內在態度 — 作業真的是有趣的。參與者傾向認為:錢並沒有高到,讓我願意為此說謊,所以我是真心覺得這個作業有趣。(再此,則出現內在態度的改變)
所以,當選民不確定自己內心是否支持某候選人(持中立態度),卻因為人情壓力參加造勢活動(實際行為),在認知態度及實際出現行為不一致的情形。畢竟是因為要支持某候選人,才會參加造勢,但此時的他不確定自己內心到底支不支持某候選人,卻也參加造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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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因為人情壓力而參加造勢的選民,則為了排解內心的不安及焦慮感受,只好改變自己原先的態度,轉而支持候選人,已經參加造勢的事實無法改變,再加上自身並沒有特定理由可以外在化其行為。人都希望自己言行一致,只好轉向改變自己的態度,畢竟別人也不知道原先他的態度是支持、反對或中立?
因此,也就可以理解民間許多團體,常會要求會員做一些違背情理的入會儀式,可能是高額捐款等,則是藉助行為投入來強化參與者之認同感,只要人真的做了某項行動,就不會因為沒做而懊悔,人多半不願意悔恨自己做錯,與改變態度相較前者是更不能讓人接受。
在人的行為決策中,是個很複雜的思考歷程,不論是由內在認知態度而引發的行為,又或因外在行為而推論的內在態度,任一的思考推論,都需要非常有意識地注意並檢驗其中所深信的信念及價值,其中都再再地影響著我們做出影響未來的決策。
參考資料
- Festinger, L. and Carlsmith, J. M. (1959).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203–211.
- Bryan Caplan(2018)。《理性選民的神話:透視狂人執政世代,最不安的民主真相與幻象(全新校訂版)》台北:大牌出版。